從2009年至今,《國際脊柱新聞》(Spinal News International)對全球46位頂級脊柱大師進行過專訪,其中不乏眾多著名國際脊柱協會主席。
我們從《國際脊柱新聞》中選取了三位著名國際脊柱大師的采訪實錄與大家分享,包括德國脊柱協會創始主席 、歐洲脊柱協會前主席Prof. Mayer、北美脊柱外科協會前主席Prof. Jeffrey Wang和德國脊柱協會主席Prof. Kandziora。
Prof. Michael Mayer是國際脊柱新聞第一位采訪的脊柱專家。
Prof. Michael Mayer采訪摘錄
2009年1月28日
在訪談中,Prof. Mayer談論了他對脊柱外科手術未來發展的看法,以及手術目前面臨的問題等。
Prof. Michael Mayer
Q1:您是何時決定從醫的?
實際上1973年高中畢業后,我真的不知道該怎么辦。我的老師認為我擅長教別人,建議我學習物理或化學。所以我選擇先服兵役,這給了我足夠的時間來考慮我的未來。幸運的是,在我入伍之前,我去了一家小醫院實習,我能參加的第一臺手術是全髖關節置換術,當時對我來說很有意思。所以我“感染”了“手術病毒”,決定退役之后學習醫學。
Q2:您為何選擇專攻骨科?為什么又選擇了脊柱?
當時我在德國最古老的大學之一——美因茨大學學習,由于父母無法支持我的所有費用,我在神經外科重癥監護室兼職上夜班。上個世紀70年代是神經外科令人著迷的時期,因為當時出現了第一臺能做大腦成像的CT掃描儀,而外科顯微鏡對這個專業帶來了革命性的改變。所以我決定成為一名神經外科醫生。我在柏林自由大學神經病理學系開始了我的研究生科學生涯,然后在1983年,我在Mario Brock教授手下開始了神經外科的培訓。當時一種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癥的創新和微創技術從美國轉移到歐洲:髓核化學溶解術。Mario Brock教授和我是第一個在德國應用這種技術的人。雖然髓核化學溶解術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不算一種手術技術,但這激發了我對脊柱外科的興趣。
脊柱外科就像外科手術地圖上的一大片空白區域,在我看來,它是最具創新性和科學性的專業。對我來說,我考慮的結果是:如果我想成為一名真正的脊柱外科醫生,我必須得學習骨科和創傷脊柱外科。當時,我并沒有真正意識到,要想獲得神經外科和骨科的全面培訓和國家認證,需要十年的時間,并且這將給我帶來一個新的職業身份,既有優點,也有缺點(骨科醫生說:“他是神經外科醫生”;神經外科醫生說:“他是一名骨科醫生”)。無論如何,這是我職業生涯中最明智的決定。
Q3:在你的職業生涯中,你最自豪的時刻是什么?
我當選為歐洲脊柱協會和德國脊柱協會主席時的確挺自豪的,但回首過去,我最自豪的是決定參加1987年初由Parviz Kambin組織的第一期經皮椎間盤切除術課程。雖然當時我沒有錢,但我還是透支了賬戶,預訂了飛往費城的航班,參加了課程,購買了第一批最基本的器械(在美國以外沒有),走私到德國海關,并于1987年3月在德國進行了第一次經皮內鏡椎間盤切除術。這實際上是我脊柱外科醫生職業生涯的開始,它讓我對微創技術產生了興趣。
Q4:誰對你的影響最大?
在這里我必須提到一個人:我要向我的第一任導師Mario Brock教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神經外科系主任)致以最深切的謝意,他激勵了我開展科學工作并教會我“全球思考”。他也啟發了我對顯微外科技術和手術美學方面的熱情。我不能忘記我在骨科、神經病理學、解剖學和生物力學領域的所有老師,這些老師幫助我了解了諸如人體脊柱這樣復雜系統的解剖學和功能。
Q5:你認為脊柱協會對這個領域來說有多重要?
我相信國內和國際脊柱協會將要發揮的主要作用是指導我們領域內的科學進步,并為全世界不同醫療體系的脊柱專家進行“游說”工作。但這只有當協會擁有大量注冊會員,并可以為許多脊柱專家發聲時,才能做到這一點。這需要科學數據。因此脊柱協會的主要任務之一應該是獲取有關脊柱治療和手術程序、結果和質量的數據。從這個層面上來說,一個很好的榜樣就是Spine Tango-由歐洲脊柱協會發起的歐洲脊柱數據庫。
Q6:Prof. Mayer傳奇人生最特別的經歷有哪些?
1998年世界微創脊柱大師Prof. Mayer創立了慕尼黑哈拉興骨科醫院。成為了全球最好的骨科醫院。
2000年Prof. Mayer與美國和德國五位脊柱專家創立國際脊柱創新發展協會ISASS。2001年第一屆ISASS年會在德國慕尼黑召開,大會主席是Prof. Mayer。目前ISASS在全球78個國家擁有3122個委員,舉辦過15場年會,發表4267篇年會論文。中國區委員有:楊惠林、海涌、夏虹、謝寧、張西峰、付強、孟慶兵、蔡衛華。亞太區年會2010在中國三亞召開。
2006年Prof. Mayer創立了德國脊柱協會。成為了歐洲最大的脊柱科學協會。
2007年Prof. Mayer創立了慕尼黑國際足聯卓越醫療中心。目前中國還沒有國際足聯卓越醫療中心。
2017年Prof. Mayer來到中國,中國的大企業、投資人、房地產商希望Prof. Mayer能在中國創辦一家中德合資醫院,把慕尼黑哈拉興骨科醫院的成功模式復制到中國。Mayer告訴他們此生他不再創辦任何一家醫院。他用了20年時間創辦了世界上最好的骨科醫院和慕尼黑國際足聯卓越醫療中心。他不再重復做同一件事情。
德國醫療體系如此強大,其實是整個國家醫療水平強大,這是國家使命,醫療必須要全球思考。Prof. Mayer希望在中國創辦仁醫醫療。通過德國著名專家到中國醫院定期工作,把中國醫生送到德國著名醫院訪學、讀博,中德視頻會議、國際遠程會診把德國醫院標準化的診療方案、手術方案、培訓方案帶到中國三甲醫院,為中國千家三甲醫院做訂制化的國際醫療服務,提高中國醫院的整體水平。
畢竟醫療是一個公共產品,需要團隊合作和國際合作才能取得巨大成功,這才是他未來人生最有價值的一件事。對一個國家來說,不是某一家醫院強大,而是整個國家整體醫療水平同步提高,一個國家的公共衛生體系才能強大。
2017年6月30日Prof. Mayer在中國廣州創立了仁醫醫療。這是他傳奇人生的最后一件事業了。
Prof. Jeffrey Wang采訪摘錄
2011年1月25日
Prof. Jeffrey Wang向《國際脊柱新聞》講述了他在一個小鎮上的成長經歷,他的父親對他的人生觀的深刻影響,以及基礎科學如何幫助他揭開脊柱的秘密。
Prof. Jeffrey Wang
Q1:你是如何對醫學產生興趣的?為什么選擇骨科?
在我之前,我的家族中沒有人從事過醫學領域的工作。我出生在南達科他州米切爾的一個小鎮上,但四歲時就搬到了西弗吉尼亞州的費爾蒙特。在成長過程中,似乎醫生是一種會得到社會感激的人。在這樣一個小城里,真的沒有高管、白領,也沒有穿西裝上班的人。我們有煤礦工人、農民,還有在雜貨店工作的人。看到社區里的人們對鎮上為數不多的醫生的感激之情,讓這個職業似乎成為了最能影響生命、發揮最大積極作用的職業。小時候,和我打交道的人,似乎對我們鎮上的骨科醫生印象最深。我還記得,老師、夏令營輔導員等人,告訴我他們是如何發生意外,骨折了好幾根骨頭,骨科醫生如何讓他們重新走路。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很早就決定當醫生,選擇骨科。
Q2:在你的職業生涯中,誰是對你有啟發的人,他們的哪些建議讓你至今難忘?
我的父親在我的一生中給我的啟發最大。他的故事很悲壯,但卻很勵志,這在他們那代人中可能很常見。他在中國大陸中部一個小鎮外的一個小農場長大。他很早就知道,如果不離開自己的小鎮,不改變自己的處境,除了在農場工作,他將永遠沒有機會做別的事情。13歲那年,他和爺爺把所有能背的農產品都打包,兩人走了幾天的路,來到了最近的小鎮賣掉了所有的農產品,爺爺把所有的錢都交給了他。我父親拿著錢去最近的城市上學了,自此他再也沒有見過他的父母。他努力供自己上學,離開了祖國,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取得了政治學博士學位。生活在美國的他,直到五十多歲才有機會與親屬聯系,而那時,他的父母和大部分兄弟都已經去世了。他還給我講了他如何從戰爭中生存下來,如何努力尋找食物,如何努力求學的故事。這些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知道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個道理。每當醫院有重要問題或緊急情況時,我就會想到他的艱難,這真的讓人覺得很有意義。他給我最難忘的一個建議是,你無法控制別人的行為和想法,你只能控制自己的行為。所以,即使別人對你不公平,也要公平對待他們,做正確的事。這樣一來,你就可以一直活在你所做的事情中,你就可以在晚上安然入睡了。他是一名教師,雖然是移民,英語不是他的第一語言,但他找到了與人溝通的方法。
Q3:您個人對脊柱的護理理念/方法是什么?
我發現脊柱是人體形態和功能最神奇的部位之一。在了解脊柱病理的原因和如何有效治療方面,我們只是處于冰山一角。我治療病人的理念是盡可能地告知他們,讓他們在治療方案上做出決定。這需要額外的時間向病人解釋,但更重要的是,為什么我們認為他們會有他們的具體病情問題。他們來找我尋求治療建議,但相反,通常他們從我這里得到的是會關于他們病情的一個具體情況,他們也會依此做出關于治療的決定。也許更重要的是,他們獲得了一種理解,即我們沒有所有的答案,我們不能保證結果,但我們會根據我們所掌握的信息做出最好的決定。這就是我對待脊柱疾病患者的方式。
Q4:能否介紹一下您治療過的一些難忘的病例,以及結果?
其中最難忘的一個病例是一位著名作家,她得了轉移性癌癥,不幸的是,癌癥侵蝕到她的脊椎,造成脊髓壓迫。我們從她的脊柱上切除了腫瘤,并為她的脊髓減壓。鑒于她當時的年齡和身體狀況,這對她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手術。她與癌癥抗爭多年,一生經歷了四種完全不同類型的腫瘤。最令人難忘的是她的精神和生活意志。她通過詩歌最能表達自己的想法,在她與癌癥抗爭的過程中,她的文章把她的想法描繪得如此生動。她從脊柱開始做得很好,但不幸的是,在她做完脊柱手術后的兩年左右,大面積的癌細胞就開始對她造成了傷害。在最后,她寫了最后一本書,在她去世前,她和家人出版了這本書。在書中,我看到了她對癌癥的感受,對即將到來的死亡的坦然,以及她對我作為脊柱外科醫生的看法。這讓我完全理解了她的經歷,我永遠不會忘記她。我想對所有治療脊柱疾病患者的同事說的是,我們在患者的生活中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我們不能把這當做一件小事。我們要以誠相待,把他們的利益和幸福放在首位。
Q5:您在醫學之外的興趣是什么?
我有許多醫學以外的興趣,這使我在治療病人時能夠成為一個盡職盡責、富有同情心的醫生,但當我離開醫院時又能成為一個 "普通”人。體育活動和健身對我來說是真正的激情。我仍然每周至少打兩次全場競技籃球。競爭性有助于讓我保持精神集中,當然避免受傷和從每場比賽后恢復體力,也成為對我身體越來越困難的挑戰。
經常和我一起玩的朋友沒有一個是醫生,也沒有相關工作人員。其實大多數都是作家、制片人或演員,我發現他們所做的工作與我這個外科醫生所做的工作相差甚遠,很有吸引力。我也嘗試著每天鍛煉身體,我認為這是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醫學之外,我的家庭是重中之重,我試著花時間和他們在一起,真正和他們溝通。音樂也是我的一個愛好。我在大學和醫學院期間是一個搖滾樂隊的成員。我聽說有人退休后無所事事。但我相信退休后這對我來說將不是問題。
Prof. Frank Kandziora采訪摘錄
2018年9月14日
Prof. Kandziora曾經是一名充滿抱負的建筑師,但自從在德國服兵役期間被分配到醫療助理崗位后,他就再也沒有想過離開醫療行業。作為曾經的歐洲脊柱協會主席,他回顧了過去一年的成功,以及當今脊柱外科醫生面臨的最大挑戰。
Prof. Frank Kandziora
Q1:你是什么時候開始知道自己想從醫的,具體是什么吸引你去做一名脊柱外科醫生?
高中畢業的時候,我曾經想成為一名建筑師。當時德國每個年輕男性都必須服兵役。偶然的機會,我被分配到醫療部門,當一名醫生助理。就在那時我被他的工作和他幫助他人的方式所吸引,所以我便決定要當一名醫生。
我第一次接觸脊柱外科是在大學畢業后不久。我有機會參加了由我第一位導師Kerschbaumer教授主刀的經口齒狀突切除術。在那個年代,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手術,手術室里人滿為患。這種高難度的手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決定自己以后也要做這種 "超高難度的脊柱手術"。
Q2:在你的職業生涯中,是否出現對你有重要意義的導師?他們教會了你什么?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人。法蘭克福大學骨科醫生Fridun Kerschbaumer教授是我博士論文的導師,他是一位杰出的外科醫生,擁有無與倫比的技術,我也盡我所能來向他學習。另外一位是指導我博士論文的柏林洪堡大學創傷外科醫生Norbert Haas教授,是德國十多年來最重要的創傷外科醫生。他不僅教會了我做手術,還讓我了解了衛生系統和醫療政治是如何運作的。他們兩人對我都有很大的恩情。
Q3:從業至今你最引以為豪的成就?
作為BG創傷外科醫院法蘭克福分院脊柱外科主任,我很自豪能夠領導 "世界上最優秀的脊柱團隊 "。
Q4:最令人難忘的病例?
每年都有許多令人難忘的病例。但到目前為止,最令人矚目的病例是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女教師,她患有Klippel-Feil綜合征和Arnold-ChiariⅡ型畸形,之前在其他地方做了手術,導致小腦扁桃體突出增大,出現了較嚴重的脊髓病變和植入物脫位。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不能走路,幾乎不能坐,也不能寫自己的名字。在做了一次翻修手術后的幾個月,這位女士恢復得非常好--她現在又可以走路和跳舞了(探戈是她的愛好),并且完全恢復了工作。看到脊髓損傷患者有康復的可能,尤其是年輕患者,總是振奮人心。
Q5:目前脊柱外科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發達國家脊柱外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隨著年齡的增長,導致殘疾的退行性脊柱疾病和骨質疏松性骨折等疾病的數量不斷增加。這就需要我們調整現有的資源,以確保越來越多的病人仍能得到適當的治療。我相信,現在有必要在全社會討論我們應該做什么,以及我們有多少能力去做。
Q6:作為創傷外科的專家,目前該領域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這些挑戰在您的職業生涯中是否有變化?
脊柱創傷外科領域最大的挑戰還是我們的人口老齡化。10年前,我科80歲以上高度不穩定脊柱骨折手術治療的患者數量還不到所有脊柱骨折的2%,而如今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近10%。高齡、多病、常有多發創傷、典型骨質疏松患者的嚴重脊柱骨折,是目前我們脊柱創傷外科面臨的最大挑戰。
Q7:作為德國脊柱協會現任主席、常駐董事會成員,您對這個職位有什么期望?
德國脊柱協會自2005年成立以來,取得了巨大的發展。目前,它是歐洲最大的全國性脊柱協會,擁有公認的教育和質量保障項目。我的主要職責是繼續保持這一良好的發展態勢,并提升德國脊柱協會的國際作用。
Q8:作為德國的外科醫生,德國的醫療體系如何幫助和阻礙您的研究和/或實踐?
德國的醫療體系是世界上最好的體系之一。總的來說,“全民醫保”的實行使我能夠為全國的每個人提供良好的脊柱護理。另一方面,脊柱手術的數量增加導致了政治壓力,這反映在媒體宣傳上,他們抱怨病人要做的手術太多,同時可能還做了其他一些不必要的檢查。這極大地影響了醫患關系,而這種關系是我們所有工作的基礎。我認為,重要的是通過明確脊柱手術的必要性,證明手術數量增加有明確的原因,主要是人口老齡化和治療方案的改進,從而重建醫患信任。
Q9:在脊柱領域的頂尖研究人員中,仍然存在性別差距。您認為各機構在鼓勵更多女性從事脊柱事業方面做得如何,是否可以改進?
雖然在過去的20年里,醫學院內的性別差距有所縮小,但不幸的是在我任教的大學里,最終從事脊柱研究或臨床脊柱外科的女性并不多。當其他專業如麻醉科、婦科或眼科,甚至 "累死人"的普外科都有超過50%的女性外科醫生時,女性在 "脊柱 "領域仍然是個例外。我們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來改善這種情況,比如優化和調整工作時間和條件,允許懷孕的外科醫生做手術等等,但我的同事中仍然只有18%是女性。我也很困擾該如何進一步改善這種情況,但我愿意接受任何建議,也非常樂意接受女性申請我科室的職位。
Q10:您對希望開始從事脊柱外科工作的人有什么建議?
我認為熱愛自己的工作是絕對必須的。脊柱外科是一項有時會耗費體力、具有挑戰性、趣味性、工作時間長、有一點挫折的任務。因此,你需要有熱愛和激情才能成功。但如果你真的熱愛它,它將會有很高的回報,因為你的工作將成為你的愛好,讓你每次工作都很快樂。如果你快樂,你也能讓別人快樂。所以,如果你喜歡 "脊柱",那就去做吧,因為這是你讓自己和很多人快樂的機會。
Q11:在脊柱之外,你有什么興趣和愛好?
和很多人一樣,我對美食和上等紅酒情有獨鐘。然而,我最喜歡的愛好是研究考古學和閱讀歷史書籍。
來源:Spinal News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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